La sensibilité de l'Iran
25, mars-8, avril, 2019
競爭意識形態。德黑蘭的現當代性
Compétitions entre les idéologies. La modernité de Téhéran
卡札爾王朝與歐洲各國的華爾滋
贊德王朝卡里姆汗去世後,宮廷陷入內鬥,北方的卡札爾家族(Dynastie Kadjar,قاجار)趁勢崛起,成為伊朗的新統治者(1786/1794—1925),北方的德黑蘭成為伊朗的首都。同時期,工業革命悄然席捲歐洲,俄國彼得大帝剛完成帝國的體制改革、法國處於大革命的泥淖中、英國則是在印度站穩腳步,全球貿易體系和新帝國主義正在改變全球的秩序與生活習慣,伊朗也難以置身事外。
第一任沙王阿迦·穆罕默德·汗(Agha Mohammad Chah,آغا محمد خان )遭暗殺後,法提赫・阿里沙(Fath Ali Chah,فتح علی شاه,於1797到1834年在位)繼任王位,起初各國競相為了自身利益,想和伊朗共結夥伴關係,但又因歐陸的內部衝突,各國在權衡後總是首先放棄和伊朗的合作關係,伊朗也就逐漸在各種戰事中消耗了大量國力,甚至因為利益衝突而被他國入侵。
19世紀初,喬治亞、亞美尼亞等波斯擁有上千年統治歷史的土地被割給俄國;十九世紀中葉,英國的印度領土持續往西擴展至阿富汗(也就是大呼羅珊地區)。更因對外戰爭失利,卡札爾王朝被迫簽訂各種不平等條約,國家直接被英國和俄羅斯掐得死死的,舉凡王位繼承、貿易特權、政治盟友關係和割讓土地,都受制於歐洲各國。伊朗像是慘遭拋棄的孤獨貴族,只能跟著應和舞廳裡的喧鬧。
*身處移民社會、被國際組織孤立的臺灣,我刻意不在此使用「列強」、「軍國主義」、「殖民」等辭彙,我也不在書寫上特別同情現當代伊朗政府面對的處境,或為伊朗藝術表現融入歐洲元素嘆息。因為我們有義務認清歷史上,幾乎每個帝國都是靠著戰爭、領土擴張和壓迫部分族群取得安定與繁榮的,當我們在批判歐美的「帝國主義」時,可曾記得阿拔斯一世迫害喬治亞和亞美尼亞人?可曾反思伊朗藝術裡的中國性與蒙古人入侵的密切關係?我們可曾對比中國歷朝各代的對外關係?移民漢人怎麼對待臺灣原住民?還有佛教國家對穆斯林的屠殺?
十九世紀帝國主義只是多用了「條約」(traité)這個表面上看起來比較優雅有理的方式吃人,同時搭配民族主義論述作為自我麻醉劑,但本質上和納迪爾沙對蒙兀兒帝國發動戰爭是一模一樣的。這些衝突從來就沒有少過一分一毫,戰爭永遠會被上位者合理化、受傷的永遠只會是個體。只有我們認清國家體制必然存在的壓迫本質,才有可能同等地檢討、回看歷史,否則永遠會陷入我群與他者的二元對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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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園之宮的鑽石廳 |
歐洲化的伊朗視角|玫瑰園之宮
德黑蘭成為首都後,卡札爾王朝以「玫瑰園之宮」(Palais du Golestan,کاخ گلستان)作為王宮。台灣通常翻譯為「古列斯坦宮」,但這個名字總令人想起薩迪的詩集,所以個人偏好意譯成「玫瑰園之宮」。這座宮殿在十六世紀薩非時期就已建立,卡里姆汗曾經修繕,但大幅翻新宮殿的工事是在法提赫・阿里沙入主玫瑰園之宮後執行。十九世紀後半,納賽爾丁沙進一步增改成歐洲化的建築群,所以這座宮殿的建築風格更透露了此時伊朗的對外關係。
玫瑰園之宮的平面就和伊斯法罕的宮殿一樣,是以古典波斯花園的邏輯打造而成,四周圍繞不同功能的廳舍。法提赫・阿里沙起初主政時,與歐洲各國勢均力敵,建築風格也繼承了贊德王朝的文化遺產, 所以1806年擴建的大理石寶座廳(Salle du trône de marbre, ایوان تخت مرمر)仿造傳統宮廷,在前庭設立長方形水池,大道兩旁栽植常綠喬木,盡頭則是高聳的伊萬。同時期,法提赫・阿里沙還委託建造了鑽石廳(Salle du Diamant,تالار الماس)和皇家捕風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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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石寶座廳中,鑲嵌大量寶石和描金和彩繪的大理石裝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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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亞茲德省的大理岩寶座近乎半透明,閃著黃綠光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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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石寶座廳的伊萬。這些鏡面馬賽克裝飾應是後期添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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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捕風塔,曾於納賽爾丁沙時期改建,但風格仍傾向亞塞拜然風格。 |
法提赫・阿里沙也非常熱衷從薩非時期開始漸漸發展出的人物肖像畫,因此卡札爾朝留下了大量波斯貴族的肖像。其中代表人物是米爾・阿里(Mihr Ali,مهرعلی نقاش),他是法提赫・阿里沙的宮廷畫家,曾試著模仿歐洲巴洛克時期的油畫作品,所以這些肖像融合了細密畫的透視方式和細節刻畫,同時以歐洲的光影對比強調人物的立體感,是卡札爾時期代表的繪畫風格。
時間推衍至十九世紀後期,伊朗再也抵擋不了歐洲各國的入侵了,納賽爾丁沙(Nasir al-Din Chah,ناصرالدین شاه,於1848—1896年在位)被迫在出賣特許販賣權、產業工業化、高舉國債、國際外交和鬥爭之間周旋,納賽爾丁沙只能在西化政策和維持傳統之間躊躇,但在軍事和藝術方面,納賽爾丁沙可說是毫不猶豫地全盤接受,他和他的繼承者大量引入巴洛克建築技術,特別是洛可可風格的表現手法。
納賽爾丁沙也是第一位遠赴歐洲的沙王,於1873年首次出訪巴黎,並深受凡爾賽宮(Château de Versailles)的華麗浮誇風格吸引;1889年,他再次造訪巴黎,參加當時的世界博覽會(Exposition universelle de Paris de 1889)。此後,皇室貴族開始穿著歐洲軍服、委託俄國建立伊朗版的哥薩克旅(但也成為俄羅斯控制其政權的手段)、也轉向偏好帶有歐洲寫實主義風格的繪畫作品。
米爾・阿里的學生桑尼・莫克(Sani ol Molk,صنیعالملک)繼任成為納賽爾丁沙的宮廷畫家,但他更擅於以水彩和水粉描繪人物,充滿流動性的光影變化也讓它有別於其業師,繪製的《一千零一夜》手抄本是最為著名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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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尼・莫克,1859年,阿米爾・卡比爾像(Amir Kabir,امیرکبیر)。 |
更令人訝異的是,納賽爾丁沙還是一名攝影愛好者。1839年達蓋爾照相術(Daguerréotype)發明沒多久,就被法國人引入伊朗。這種神奇的新玩意立刻被許多1840年代的伊朗人接受了,甚至納賽爾丁沙自己都熱衷於拍攝相片。
納賽爾丁沙還沒遊歷歐洲前,正是透過相片和外交使節的禮物認識歐洲,當他認識到歐洲宮廷建築的華麗後,開始投入整修玫瑰園之宮,謁見廳(Salle de réception,تالار سلام)、象牙廳(Salle d'ivoire,تالار عاج)、光芒廳(Salle Berelian,تالار برلیان)等空間都是在他任內建造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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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園之宮的主殿,現在是博物館。打黃光真的是很不O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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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殿側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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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在很愛這個手仗的造型 |
此時,玫瑰園之宮的歐洲性體現於建築結構和裝飾手法上,意圖打造成伊朗版的凡爾賽宮。兩項主要特色是洛可可式的建築結構和極大量的鏡面裝飾。以主殿(現在是博物館)為例,由於曾是會客廳,所以空間較為寬敞,較具通透性。其建築特色是傳統尖拱門轉變成圓拱門、捨棄伊斯蘭式拱頂和幾何切割的三角拱;牆面敷以粉藍色灰泥,並用白色花草灰泥裝飾,力求模仿洛可可式的裝飾風格,但空間結構還是偏向厚重,一點都感覺不到輕盈。
其他較窄小的空間則是模仿凡爾賽宮的鏡廳的效果,貼滿鏡面馬賽克。工匠用小塊鏡子取代傳統磁磚,將它嵌滿眼睛所及的每面牆,而且每片鏡子都有些微的角度差異,這些看似非刻意的手工藝讓光線向四處反射,搭配昂貴的歐洲水晶吊燈,營造類似星空或水晶的裝飾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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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芒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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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高天花板的光芒廳,透明玻璃和鏡子錯落安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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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芒廳的半浮雕磁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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謁見廳曾是納賽爾丁沙展示收藏的地方,巴勒維時期成為接待外賓的空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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謁見廳側室與水晶吊燈。 |
作為餐廳的象牙廳(Salle d'ivoire,تالار عاج)更是徹底地結合兩項特色,以科林斯式柱撐起挑高三層樓的大廳,以白色和粉藍色做為主調,搭配鏡面馬賽克拼貼而成的歐式花草紋。象牙廳也展示了納賽爾丁沙從歐洲使節那得到的各種禮物,徹底展現了他的歐化政策與美學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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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牙廳的柯林斯式柱 |
雖然主結構受到歐洲宮廷的影響,玫瑰園之宮還是挪用了不少伊朗特色,例如七色磁磚被用做地磚、或是把浮雕融入壁磚設計之中。而1865年到1867年間蓋的太陽塔,則是結合歐洲近代建築的水平—垂直語彙和伊朗的傳統建材;據說在納賽爾丁沙首次赴法考察前,他許願「想眺望德黑蘭的全景!」所以建築師Moayer ol-Mamalek(معیر الممالک)才參考歐洲建築的照片蓋了這兩座當時德黑蘭最高的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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謁見廳地板的七色磁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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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塔外部貼滿設拉子風格的彩繪磁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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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塔內部卻是喚起歐洲記憶的鏡面裝飾 |
外觀近似傳統伊朗建築,但內部裝潢卻竭盡所能地模仿巴洛克風格,或許納賽爾丁沙的內心就像玫瑰園之宮表現出的差異性那般,一方面想維持民族自治和皇室傳統,另一方面又想要獲得和歐洲一樣的奢侈富強。
十九世紀末期,伊朗早就不再是過去那個繁榮的貿易帝國,大量廉價歐洲工業商品傾銷至當地,造成當地手工業蕭條,淪為出口低價農產品的農業國家,人民開始對此局面感到不耐與憤怒。
儘管某種程度成了英國和俄國之間的緩衝國,而能維持其獨立性,伊朗卻因身處於利益衝突的核心而無法有所進展,特別是代表議會政府的英國和主張專制的俄國都用不同的方式影響沙王的判斷,使沙王不停在建立西歐式的憲政制度和傳統保守王權之間擺盪,最後因俄國集權統治的便利性而傾向保守專制。
1891年,納賽爾丁沙出賣菸草特許販賣權予英國商人,不僅稅負低廉,還可以壟斷市場批發價格,因此許多農民的生計受到威脅,傳統巴札的商人也無法與歐洲的廉價產品競爭。此時崛起的激進宗教領袖成為煽動群眾的來源,宗教學者發出教令反對此政策,後來逐漸演變為緊張的抗議事件。許多留學歸來,吸收歐洲新潮思想的知識份子也針對王權提出各種批判,裡外不是人的沙王孤立無援;1896年,納賽爾丁沙在前往禮拜的途中遇刺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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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里姆汗之角」(Khalvat-e Karimkhani,خلوت کریمخانی)為贊德王朝所留下,目前安放著納賽爾丁沙的棺木。 |
二十世紀初,伊朗曾短暫露出君主立憲的曙光,1906年制定了《伊朗憲法》,成為名義上的君主立憲政體,但沒多久就在英俄競爭和保守派教士的反對中灰飛煙滅,徒留形式。
想走出你控制的領域 卻走進你安排的戰局
納賽爾丁沙的繼任者們仍然無法解決內外交迫的政經問題,甚至成為英國的魁儡。當英國於1908年在伊朗發現石油(也是中東第一個發現石油的地區),急需化石燃料發展軍事設施時,英國開始加強對伊朗的貿易關係,1914年更買下了多數石油開採公司的股份;此外,英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獲勝、俄國因陷入革命亂局而無暇顧及伊朗利益,種種因素都讓英國把卡札爾王朝緊抓在手中,在一戰中無辜遭受波及的人民更是氣憤不已。
1921年,不滿現狀的哥薩克營指揮官禮薩沙・巴勒維(Reza Chah Pahlavi, رضاشاه پهلوی)向卡札爾王朝發動軍事政變,取得實質執政權;1925年登基為巴勒維王朝首位沙王,卡札爾末代沙王艾哈邁德沙(Ahmad Chah,احمد شا)流亡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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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薩沙在玫瑰園之宮謁見廳加冕為王,宮殿逐漸轉變為接見外賓的場所。 |
禮薩沙上任後,和土耳其的凱末爾(Mustafa Kemal Atatürk )相同,採取的是激進的「現代化」(西歐化)與民族主義路線,他首先疏遠了和英國的關係,又和蘇維埃俄羅斯簽訂友好條約,過去的不平等條約一筆勾消;移除部分外國勢力的包袱後,他將起初僅流行於卡札爾皇室的歐化傾向強力貫徹至國家的各個角落,包含設立大學、強制女性摘下頭紗、取消兩性隔離政策、要求人民穿著歐式服裝、取消神學機構的種種特權、善待少數民族如猶太人;更要求將國家稱謂從「波斯」正名為「伊朗」,這也暗示了巴勒維王朝對前伊斯蘭時代的許多民族想像。
二戰期間,由於禮薩沙急欲建立一條橫貫領土的泛伊朗鐵路,他選擇聘請德國工程師負責這項任務。儘管禮薩沙堅持伊朗的中立國身份,但因拒絕革職德籍工程師,這條鐵路也被視為潛在威脅,英俄兩國直接入侵伊朗,1941年禮薩沙被迫流亡海外,由其兒子穆罕默德・禮薩・巴勒維(Mohammad Reza Pahlavi,محمد رضا شاه پهلوی)接任。
為了自身利益,發起戰爭總是有各種藉口的。當1943年邱吉爾、羅斯福和史達林在伊朗舉行德黑蘭會議,甚至決議成立聯合國維護世界和平時,他們卻靠著把他國捲進戰爭中,來凸顯自身的正當性,多麽諷刺的一齣劇!二戰並不應再被描述成愛好和平的同盟國戰勝邪惡軸心國的英雄史詩,而是帝國主義過度擴張產生的衝突和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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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國家銀行博物館(Bank Melli Iran, بانك ملى ﺍﻳﺮﺍﻥ)建於1928年,就和現今位於原閱兵廣場(Mashq Square Complex)的外交部辦公大樓一樣,是綜合古波斯與歐洲元素而成的折衷主義建築。 |
穆罕默德・禮薩・巴勒維上任後,獲得美國大力支持,唯一的「小插曲」是1953年國會通過伊朗石油國有化的政策後,美國發動政變推翻民選總理,使外國石油公司得以繼續掌控伊朗的石油買賣。這段期間,美國當然沒有想對伊朗輸出真正民主制度的打算,就像它對中華民國在臺灣的蔣介石政權一樣,只是為了維持自身利益而支持特定政權。
巴勒維二世只需坐收石油的收入,就能過著各種奢糜的生活,皇室成為法國各大名牌設計師的重要客戶,Cartier、Dior都是口袋名單。他也延續禮薩沙的「現代化」政策,使伊朗成為中東世界最為「西化」、最親以色列政權的國家,賭場、酒精飲料、迷你裙都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同時,他刻意宣揚前伊斯蘭時期的偉大事蹟,1971年在
波斯波利斯舉行慶祝「伊朗建國2500年」的奢侈慶典(Célébration du 2500e anniversaire de la fondation de l'empire perse,جشنهای ۲۵۰۰ سالهٔ شاهنشاهی ایران),邀請各國政要出席。相對地,他也透過破壞伊斯蘭時期相關建築、或改建成警政機關等方式,試圖削弱、貶低伊斯蘭教在伊朗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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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雨的玫瑰園之宮,過去的奢糜生活早不復見。 |
皇室鋪張奢侈的作風和生活在貧窮中的人民產生強烈對比,迫害多數人民的宗教信仰、過度倚仗外國勢力,再加上1970年代成立的秘密警察機關限制言論自由,監獄關押大量政治犯,種種因素導致民怨迅速累積到達高峰,1979年正式爆發了伊斯蘭革命(Révolution iranienne,انقلاب اسلامی),僅延續兩代的巴勒維最後還是被趕下台了,穆罕默德・禮薩・巴勒維客死山姆大叔的懷中。
假扮自由女神|美國間諜博物館
當1979年流亡法國的何梅尼(Rouhollah Khomeini,روح الله موسوی خمینی)步下飛機,重新踏上伊朗土地的那一刻起,伊朗的歷史再度改寫。
巴勒維二世的諸多政策引發的民怨日益高漲,在七〇年代末期達到高峰,宗教領袖、反對黨議員等懷抱不同理想的人們都想推翻他的統治,所以在1979年爆發伊斯蘭革命(Révolution iranienne,انقلاب اسلامی),六〇年代就流亡伊拉克、法國等地的何梅尼回到伊朗,透過煽動性語言和極度反西方情緒掌控了多數民意,並以伊斯蘭教法的權威指揮群眾、鞏固自身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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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維眼中的山姆大叔,在許多伊朗人看來其實是假扮成自由女神的死神。 |
此時,美國仍試圖維持和伊朗過渡政府之間的關係,並暗自和溫和派人士接觸,但沙王被驅逐出伊朗後,因為需要治療癌症而逃去美國,此舉加深民眾嫌疑巴勒維政權是美國魁儡的猜測,更喚起1953年美國對支持石油國有化的伊朗總理發動政變造成的集體創傷,偏激進的伊斯蘭法學生衝入得黑蘭的美國大使館,綁架大使館內的六十六名美國人質作為復仇,並發現大量透露美國操作各國政治局勢的機密文件。
何梅尼認為狹持人質有助讓美國妥協,並不想介入調停,時任總統卡特因為無法妥善處理伊朗人治危機,連任失利;444天後,因為伊朗也陷入兩伊戰爭的泥淖中,兩國終於重回談判桌,伊朗釋放人質,美國解除伊朗的資產凍結,也不會起訴相關人員。美國強烈不滿綁架人質這項「不符國際法」的外交操作手段,將伊朗列為邪惡軸心國。當然啦,對別人發動政變也沒有比較優雅或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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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被改名為「美國間諜老巢」(US Den of Espionage,اسناد لانه جاسوس امریكا),混合了精準、好笑、充滿復仇意味等各種難以勾勒出的情緒。 |
何梅尼激起的憤怒情緒淹沒了絕大多數的伊朗人,他也以伊斯蘭律法之名,組織專制政體,建立伊斯蘭革命衛隊,伊朗傳統的蘇菲主義開放思想遭到捨棄。限制言論自由、關閉報社、解散政黨都能和宗教掛鉤,更不用說不尊重女性自主權、迫害少數宗教信仰、任意對他國發動聖戰等作為了。
兩伊戰爭中期,入侵伊朗的伊拉克曾經試圖和談,但何梅尼卻堅持攻破巴格達、民眾轉信什葉派,才有可能中止戰爭,一個世代的年輕伊朗人為他個人的激情而葬送生命,卻什麼也沒得到。何梅尼也積極組織各地的什葉信仰進行代理人戰爭,以建立包圍遜尼派沙烏地阿拉伯的什葉月灣。這位被狂熱群眾擁戴為「伊瑪目」的最高領導,手上沾染的鮮血並不比他所反對的歐美政權來得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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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間諜博物館的解說員會積極地告訴你《亞果出任務》等醜化伊朗的電影中,有哪些元素不合史實、曲解伊朗。這很重要,但我根本不看這種垃圾爛片啊。 |
這樣趨向封閉的教士決策系統導致政治舞弊、資源壟斷或執政無能⋯⋯都能透過宗教詮釋找到藉口,已不再是那個為伊斯蘭教義付出的理想政府了。
而這種階級制的教士系統也和卡札爾時期的辯論有密切關係。當時主導伊朗多數什葉信仰的賈法里法學派(jafarisme,فقه جعفری)教士積極爭論大眾如何認識伊斯蘭教義,其中阿赫巴里支派(Akhbarisme,اخباریان)主張從聖訓和歷代伊瑪目的言行中學習即可,其他沒有辦法解決的事情就交給世俗權力;烏蘇里支派(usulisme,اصولیان)則主張信徒需要宗教領袖作為模仿對象(marja-e taqlid,مرجع تقليد),最後烏蘇里支派於十九世紀末取得多數聲量,爭相成為宗教領導的風潮導致頭銜封號一個比一個響亮,最後這個現象導致教士階級化。何梅尼即是在此脈絡下將自己操作成伊朗憲政體系中的最高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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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間諜博物館內原則上將時間凍結在1979年美國外交人員試圖撤離伊朗的那一刻,昏暗的黃光、慘綠的牆壁著實令人不適。 |
伊朗人質危機至今仍影響著美伊關係,美國祭出各種制裁,伊朗也在兩千年初開始鈾濃縮技術。歐巴馬和溫和保守派的魯哈尼(Hassan Rohani,حسن روحانی)在2013年的和談好不容易帶來一線曙光,狂人川普上任後,卻再度對伊朗實施經濟制裁,一邊說要癱瘓伊朗經濟,一邊說站在伊朗人民這邊。結果卻是導致伊朗里爾(rial iranien)嚴重貶值,伊朗人每天匯兌所搶著將手中的里爾換成歐元或美金、近期COVID-19疫情更使伊朗無法獲得足夠醫療物資,重傷的還是伊朗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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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無形的飛彈的確正射向在伊朗生活的人們。攝於美國間諜博物館外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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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黑蘭市郊的壁畫。歌頌國家軍隊保衛國家的決心。 |
除了這些以反美或宣傳政權正當性為主調的壁畫充斥在德黑蘭街頭,其實還有一群人試圖透過壁畫撫慰群眾。德黑蘭美感組織(سازمان زیباسازی شهر تهران,Tehran Beautification Organization)是1990年代成立的非政府組織,目標是透過修復古蹟、美化市容和促進文化交流來促進城市的舒適度和提升生活品質。
2004年到2010年間,組織啟動以壁畫美化市容的計畫,許多優秀的作品因此出現在城市之中。最為知名的作品是伊朗藝術家
馬赫迪・伽迪安魯(Mehdi Ghadyanloo,مهدی قدیانلو)的作品,以超現實手法表現他對伊朗的情感、社群互動、歷史記憶等,可惜我在德黑蘭的期間都沒有看到他的作品。
伊朗旅行最終章——伊朗是洞悉人性的好地方
德黑蘭的街道幾乎看不到斑馬線、大馬路口經常沒有紅綠燈,車輛擁擠地在馬路上穿梭,所以過馬路需要一點技術,會令初來乍到的人感到惱怒。
但我終於在旅程的最後一天學會怎麼獨自穿越這看似毫無秩序的交通。
其實很簡單,就是從駕駛的表情、車速讀出接下來的動作,然後你可以選擇直接在他面前穿越,或是從車子後面繞過,互相配合對方,就能安全地穿越車來人往的繁忙街口。
或是任性搶快,或是停頓禮讓,每個人都有其生活之道。
就像伊朗多樣的藝術表現和多樣的人,有人虔誠地愛著自己的信仰,有人唱嘻哈走美式街頭風,也有人在曠野中尋找心靈寄託,構成了一幅立體的伊朗生活群像,這些都提醒我們扁平化思考的危險性,而回看歷史(或藝術史),更能提供許多不同的解答。
如果因為歷史事件而把別人貼標籤是國家機器及其信仰者最常做的事,那請別忘了人與社會是不能被均質化的,許多刻板印象或陳規正是透過簡化、混淆概念來達成。一如英國歷史學家Michael Axworthy點出的事實:女性罩袍並不是傳統,而是一種發明。二十世紀之前的女性要負擔各種經濟活動,關在家中或是身穿罩袍都不利於經濟生產,而是男性證明其家庭財富與經濟生產能力的手段。
對比其他伊斯蘭國家,伊朗政府也不是一無可取,女性擁有自由駕駛權、婚姻制度相對開放;而伊朗人民也由激烈的革命手段轉向體制內的抗議,一波又一波的抗議活動都在一點一滴的改變伊朗及其保守政府。
例如近年強制頭巾政策也隨地區的開放程度而略有鬆綁,居住於德黑蘭北邊的新興中產階級年輕女性常常只用頭巾隨意遮蓋後半部的頭髮。非政府組織「在伊朗遇見你」(
See You in Iran)則透過觀光做為媒介,讓外界認識伊朗的美麗與困境。
重點是,不管你從何處來,
伊朗人永遠展開雙臂歡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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