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的驕傲與自信，波斯波利斯

La sensibilité de l'Iran
25, mars-8, avril, 2019

阿契美尼德帝國的波斯波利斯

Persépolis d'achiménides

阿契美尼德王國

早在距今五千年前，不屬於閃語或印歐語系的埃蘭人（Élam, c. 3300-550 av. J.-C.）就在伊朗高原建立王國，並發展出各種精緻的金屬工藝；然而於西元前十六世紀至十一世紀，一部份印歐語系的遊牧民族開始往東方遷徙，一群自稱伊朗人（Iran）的遊牧民族選擇停留在伊朗高原：往西於現今的亞塞拜然地區建立米底王國（Mèdes, 678-549 av. J.-C.，首都Ecbatane），於裏海附近建立斯基泰部落（Scythes）、辛梅里亞部落（Cimmérien），還有一批人繼續向南，於Zagros以南的Fars與Anshan地區（فارس）建立阿契美尼德部落。亞利安人（Aryens）走得更遠，來到印度河流域，發展出吠陀文明（période védique, c. 1500-500 av. J.-C.）。「亞利安」和「伊朗」同源，都是高貴的意思。

西元前八世紀左右，埃蘭與亞述帝國衝突不斷，米底王國趁勢崛起，使埃蘭與波斯人（阿契美尼德）都受其統治，當米底人聯合斯基泰人於西元前612年左右攻陷亞述帝國後，局勢也不再穩定。約於西元前559年，波斯王子居魯士二世——也就是後來的居魯士大帝（Cyrus le Grand）——發動叛亂，並自稱自己為Anshan（埃蘭人之前的首都）之王，以阿契美尼德王國之名取代米底王國，接著征服利底亞（Lydie，安納托利亞高原）、腓尼基（Phénicie，地中海沿岸）、和剛取代亞述帝國的新巴比倫帝國（Empire néo-babylonien，兩河流域）。

波斯波利斯全景

創造波斯波利斯

西元前500-490左右
埃及工匠雕刻的大流士大帝雕像
原置於蘇薩，現藏於伊朗國立博物館

最初居魯士大帝將首都設於Pasargades（ پاسارگاد ，亦是居魯士安葬的所在），規畫如同以巨石建成的遊牧營地。埃蘭人的舊城蘇薩（Suse）成為行政首都，米底人的Ecbatane和巴比倫人的Babylone也設有行宮。

居魯士二世的孫子，曾發動第一次波希戰爭的大流士大帝（Darius le Grand, 521-486 av. J.-C.）的領土邊界已達巴爾幹半島、尼羅河流域（埃及的新王國時期結束）和印度河流域，此前從未有如此龐大的帝國出現。西元前518年，大流士決定將都城從Pasargades遷至四十公里外的Parsa，也就是希臘人口中的Persepolis（Perse波斯＋polis城市，「波斯人的城市」)。這座波斯城市建立於一座高14公尺的半人工平臺上，歷經三代帝王（兒子Xerxès 1er、孫子Artaxerxès 1er）、將近七十年的統治才達到現今的規模（460×360m），儘管有些部分仍未完成。

不幸的是，雖然阿契美尼德帝國擁有強大的兵力和高效的官僚系統，但每次擴張與鎮壓叛亂造成的軍力消耗皆使帝國國力逐漸衰頹。兩百多年後，亞歷山大大帝率領的泛希臘聯盟於西元前334年左右攻陷波斯波利斯，整座以木頭和泥磚為主的宮殿也付之一炬，只剩部分以石塊打造的雕刻牆面與柱列。位於波斯波利斯最高點的薛西斯宮（Hadish）的殘存石牆上更是滿佈煙燻的痕跡。

阿契美尼德帝國消亡後，伊朗高原受到希臘化時期的塞琉古王國（Séleucid, 312-63 av. J.-C.）、安息帝國（Empire parthe, 247 av. J.-C. - 224 ap. J.-C.）、薩珊帝國（Sassanid, 224-651 ap. J.-C）、阿拉伯、蒙古、薩法維王朝（Safavid, 1501-1736）等政權的統治，波斯波利斯漸漸受人遺忘。

來到十七世紀，受文藝復興思想啟發，開始對古文明產生大量興趣的歐洲人興起壯遊（Grand tour）的熱潮，人們前往義大利、希臘等地探索深刻影響歐洲文化、藝術的古代遺跡，曾和古希臘盟邦發生戰役、多次被聖經提及的波斯帝國自然也吸引了部分貴族的興趣，有人開始前往波斯波利斯旅行、研究。

而真正的學術考古始於十九世紀。其中，1930年代由美國芝加哥大學東方中心委託德國人Ernst Herzfeld和Erich Schmidt組成的團隊進行有系統的大規模考古發掘（I、II）；後由法國考古學家兼建築師André Godard接手，部分出土物件被典藏於Godard設計建造的古伊朗博物館（موزه ایران باستان）。

古伊朗博物館是伊朗國立博物館群（موزهٔ ملی ایران）的第一棟建築，也是伊朗第一座特別設計作為博物館的建築，整體造型取自薩珊王朝於Ctésiphon（位於今日伊拉克境內）的宮殿建築Tāq-e Kasrā（ طاق کسری）。

整座衛城建立於仁慈山（کوه چمگان）山腳下

混搭風的波斯波利斯

開國皇帝居魯士在征服各地後，並沒有如同巴比倫、埃及等鄰國，選擇壓制或消滅各地區的文化或宗教，為阿契美尼德帝國奠定了強調寬容與族群融合的基本政策，最知名的案例即是舊約聖經裡提到的「巴比倫之囚」。

此外，如同前面所述，伊朗人是（半）遊牧民族，甚至Pasargades的結構根本就像定點扎營，明顯缺乏定居的觀念與建築的文化脈絡，所以當他們建立據點以便統治時，就需要大量挪用其他民族的建築元素。

登上主體平台前的石梯（共101階）。每階僅10公分高，目前傾向認為低矮的台階可以讓身穿華服的使節與王室貴族輕易的爬上平台。此外，每一階層之間沒有縫隙，因是一體成型、直接雕刻而成。

爬上平台後，迎面而來的即是Xerxès 1er建造的萬國門（Porte de toutes les nations），但正面（façade）的兩座牛頭皆已損毀。

就整體結構來說，波斯波利斯大量運用了源自埃及的多柱式建築（Salle hypostyle，Parthénon也是一例）作為宮殿造型；但波斯人聘請了來自小亞細亞的愛奧尼亞工匠，而愛奧尼亞以其優美的柱式比例聞名，兩者結合創造出寬敞輕盈的空間效果，不再如埃及建築般厚重缺乏穿透性。這種方形基地建築被波斯人稱為Apadana，作為帝王謁見皇族與各地特使的空間。大流士在蘇薩也建有Apadana。

愛奧尼亞工匠（lapicide）還引進希臘的石砌技術（Anathyrose），透過將接合處內側雕鑿成粗糙面，外側打磨平整，不須使用灰泥，就可增加阻力使石塊不會位移。另一項創舉則是工匠會先堆砌好粗略造型，直接在岩塊上雕刻出不同功能或裝飾，而非模組化地生產、安裝建材。除了石階外，謁見宮旁的大流士宮（Tachara）、薛西斯宮（Hadish）也是以此技術完成。這種傳統也出現於Urartu地區（今土耳其的凡湖（lac de Van）附近的古王國）。

北側未完成的大門，透露了波斯波利斯的建築工法與雕刻程序。附近出土了將近34000片以埃蘭文寫成的泥板公文。

波斯波利斯建築群中，佔地最大的謁見宮（Apadana，آپادانا），地基是寬76公尺的正方平面，柱高超過18公尺。可容納一萬人的謁見宮，據說設計讓帝王可以從高處俯瞰所有人。

大流士宮（Tachara，但由兒子Xerxès 1er完成）是大流士本人的私人居所，亦為方形基地建築，以拋光黑色大理岩建成（所以又被稱為鏡廳）。周邊台階的淺浮雕描繪僕人獻上美食、牲畜、珍寶等供品。

雖然波斯波利斯的斷垣殘壁沒保留多少建築裝飾，但我們仍能從僅存的裝飾窺知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文化與藝術風格。穿過萬國門之後，是92公尺長的軍隊大道（allée des processions），通往一座尚未完成的大門。大道兩側有小型壁龕，是衛兵於儀式或慶典時站崗的地點，目前則是展示1954年於此出土的兩座獅鷲柱頭（griffon，或是Homa）。獅鷲是一種有獅身、鷹頭和鷹翅的神話生物，被伊朗人認為是具有吉祥意義的生物，但可能是設計或需求改變，這兩座獅鷲柱頭似乎從未被使用過。

約於西元前六世紀末，伊朗人創造出了獅鷲的形象，曾大量出現於蘇薩宮殿中。其源頭或許可以追溯至埃蘭時期或斯基太文明的動物風格（Animal style）作品，但類似的混血怪獸也以其他版本出現於其他周邊文化的神話中。

獅鷲柱頭

除了建築形式影響甚深外，埃及對波斯最為重要的貢獻可能就是為主神阿胡拉・馬茲達（Ahura Mazda，𐏈 𐏉， اهورامزدا）提供了具象化的最原始範本，波斯波利斯隨處可見其變體。現代索羅亞斯德信徒稱此符號為Faravahar（فروهر），象徵阿胡拉・馬茲達的光庇護著信徒，為瑣羅亞斯德教相當重要的抽象概念，反映索羅亞斯德敎中善與惡、光明與陰暗對比的宇宙觀。

不幸的是，Faravahar只在大流士的楔型文字紀錄中出現過一次，也沒有直接指出它與這個母題（motif）的直接關係，所以各大博物館與學界僅以最保守的disque solaire ailé （d'Ahura Mazda）、winged sun disc稱呼它，我們不如稱其為「雙翼日輪」、「雙翼半人」。典型的雙翼半人兩側為一對巨型鳥翼和一對鳥腿（有些是簡化為兩條末端呈螺旋狀的曲線），中央有一個圓環，從中長出已然格式化的波斯貴族形象，衣服下擺化成鳥的尾羽。

出土於蘇薩Apadana的彩瓷磚，有典型的「雙翼日輪」和一對人面獅身獸，現藏於伊朗國立博物館，另一幅則位於法國羅浮宮。

「雙翼半人」淺浮雕，雙翼以連續波狀線條呈現（位於波斯波利斯的Artaxerxès III陵墓上方）

古王國時期（第四王朝）的埃及人首度創造出沒有人物造型的「雙翼日輪」，是一顆有翅膀的太陽，一對眼鏡蛇緊靠兩側。太陽表示埃及神話中的太陽神Rê或是同等意含的荷魯斯之眼（œil d'Horus），鷹隼翅膀暗示了荷魯斯的化身；眼鏡蛇（Uraeï）分別象徵著上下埃及保護神的Nekhbet和Ouadjyt，而Nekhbet又被視為法老的母親。「雙翼日輪」的功能被認為是用來保護神的兒子、地上的代理人法老。

西元前十五世紀，進入新王國時期的埃及領土擴張至美索不達米亞地區，「雙翼日輪」隨之傳到亞述—新巴比倫帝國，圖像意義被置換為同等意義的太陽神Assur（Ashur）。前八世紀時，「雙翼日輪」結合亞述射手的造型，成為「雙翼半人」。值得注意的是Rê和Assur都被視為眾神之神，和阿胡拉・馬茲達有極為相近的地位與意義，而阿契美尼德帝國的「雙翼半人」更直接承接了埃及—亞述的造型（敘利亞、小亞細亞等地也流傳了不同造型的變體）。因此「雙翼半人」和「雙翼日輪」可能有的庇佑信徒、展現王權正統性的意義。這類圖像挪用與意義借代經常於西亞各個文化間上演。

最接近埃及版本的「雙翼日輪」形象，但多了一對尾羽。（謁見宮石階頂端）

分別於蘇薩的Apadana和波斯波利斯的藏寶廳（Trésor）出土的埃及進貢雕刻，正直的荷魯斯之眼可以看見未來和分辨善惡。現藏於伊朗國立博物館。

另一深刻形塑阿契美尼德帝國藝術與宗教表現形式的文明是亞述帝國，波斯人可能模仿了亞述宮殿的建築外觀。古伊朗博物館和羅浮宮的典藏完整保存了幾件完美混合多民族藝術表現的柱頭（chapiteau）設計型式：埃及的棕梠葉基底、四層仿愛奧尼亞式柱頭（volute），最上層是源自美索不達米亞的對稱雙頭獸裝飾（Protomés），但被替換成公牛——對波斯人來說，牛是力量與豐饒的象徵。索羅亞斯德教中，意涵等同「善念」的Vohu Manah以牛的形象現身，是阿胡拉・馬茲達創造的第二類生物。

波斯波利斯總共使用了四種柱頭形式，分別是公牛、拉瑪蘇（lamassu）、雄獅和獅鷲。

Artaxerxès III陵墓上的雙牛頭高浮雕柱，由此透露了波斯波利斯的可能樣貌。

公牛的最原始形象脫胎自亞述文化中的拉瑪蘇（lamassu），祂是一種結合人頭、牛身、鷹翅、五腳的神話動物，亞述人相信拉瑪蘇是避免惡靈侵門踏戶的守護神（有人認為拉瑪蘇其實是變形自西台人Hittite的西芬克斯Sphinx）。

除了用於柱頭裝飾，波斯波利斯還有兩隻拉瑪蘇駐守於萬國門出口處，他們擁有結實粗壯的牛身、覆蓋前胸微微上鉤和與身體不成比例的羽翼和一張蓄鬍的人臉，但只有四隻腳，以規律且制式化的方式勾勒鬍鬚、羽毛、肌理等細節，相當接近威嚴且一絲不苟的亞述風格，線條造型卻相對柔和了些。

萬國門出口的一對拉瑪蘇巨型石雕

百柱宮（Palais des Cent Colonnes）門廊外的公牛雕刻，位置、造型、尺寸皆模仿拉瑪蘇。

百柱宮是帝王接見波斯戰士和皇家衛兵居住的地方，裝飾內容特別強調力量與英勇氣概。除南面（靠近大流士宮和薛西斯宮）以使節朝覲帝王的浮雕為裝飾，其他入口雕刻了執矛衛士或戰士無畏淡定地與獅子、公牛搏鬥的浮雕，可以看到戰士右手握匕首刺進雄獅的腹腔。

蘇薩的彩瓷射箭手。
現藏於伊朗國立博物館。

亞述—巴比倫文化的磁磚裝飾技術更讓謁見宮璀璨耀眼過。科學檢測（XRF、SEM）指出這些磁磚混合石英粉末、石灰、和鹼性的草木灰等物質燒製而成；且釉料（鐵褐、鈷藍、銅綠、錫白、鉛銻黃等）添加鉛作為助熔劑（flux），所以呈現充滿流動性的渲染效果。由於黏土含量遠比美索不達米亞生產的磁磚低、需要更高的燒成溫度，這批磁磚被視為彩瓷（faience）。技術與配方差異指出這些磁磚可能是在伊朗高原境內自行生產，札格羅斯山脈南側的蘇薩一帶會是其中一個基地。

如同埃及、希臘等周邊文明一般，波斯波利斯曾經五彩繽紛，塗布於石材和泥磚的顏料早就隨著時間剝落、褪去；若非謁見宮的外壁曾經貼滿彩繪磁磚，我們根本無從一窺波斯工匠的創造力、戰士的服裝設計、波斯波利斯和蘇薩光彩耀眼的那一面。

目前波斯波利斯謁見宮只剩台階牆面上大片褪色的浮誇（自戀）浮雕供人憑弔與想像。東面門廊前的這片浮雕並不與神話動物有關，刻畫的是大流士統治期間二十三個帝國行省使者帶著當地土產珍寶魚貫進貢的畫面。工匠以接連不斷的小花標示區分出階梯邊界和數排使者官員，各代表團之間再以柏樹區隔，他們身朝臺階中央，或是騎馬或是步行，好像永遠定格在即將晉見皇帝的那一瞬間——這一系列浮雕轉向描述現實世界（生活）中波斯帝王統治帝國的策略和隨之而來的榮華富貴。

所有人物都以側面表現，凸顯了每個人拿的、背的或牽的貢品，例如香料、織品、武器、首飾、珠寶、異獸。帝國官員牽手領著各國代表，儘管每人都是緩步而行、面無表情（但看來又有一絲絲嘴角上揚），但偶爾會有幾位使節或官員轉頭跟後面的人交談（也是挺幽默）。

總體而言，波斯波利斯的多數雕刻與亞述作品相當類似，以水平構圖並列呈現全場人物（透視法肯定無法表現出族繁不及備載的浮誇感）、雕刻時強調將細節格式化，但波斯波利斯雕刻的面部表現已更為寫實，情緒更為內斂，也不雕刻任何亞述式的征服場面，企圖營造帝國與各民族相處甚為和平友善之感。這也呼應了居魯士奠定的族群寬容政策。

畫面上方描繪騎乘馬車（chariot）的戰士，下方交錯出現兩種裝扮的官員：穿長袍戴高帽的是波斯人，穿束袖戴圓帽的是米底人。波斯取代米底王國後，波斯人選擇與親屬關係親近的米底人共享治理權。浮雕表現他們交談的樣子，顯示兩個民族間的交流甚為密切。

亞美尼亞人（Arménie）帶來馬匹和獅鷲雙耳罐。

上：犍陀羅人（Gandhara，巴基斯坦至印度河）帶來瘤牛（zébu）、矛和盾
下：安息人（Parthie，阿富汗至哈薩克）帶來雙峰駱駝、兩對精緻的碗

上：斯基泰人（Scythe）帶來公馬（étalon）、臂環（armlet）、米底式服裝
下：愛奧尼亞人（Ionie）帶來容器、布匹、染色羊毛

亞述人進貢的綿羊，毛梳得真好喔。

利底亞人（Lydie）帶來翼牛雙耳罐（ amphores）、碗、臂環、雙馬戰車（有點小隻的馬）

米底官員領著身材較矮小的衣索比亞人，他們帶來一個碗（可能裝著香料）、一支象牙和一頭㺢㹢狓（和長頸鹿是近親，生活於剛果叢林）。

大部分帝國蒐藏來的寶藏都放置於波斯波利斯南側的藏寶廳（Trésor）。厚實的牆面上，只在北側留了一個入口。亞歷山大大帝宣稱他用了三千隻騾和駱駝才把藏寶廳搬空。此處出土了付給波斯波利斯工匠的薪資紀錄。亞述、埃及和後來的羅馬普遍將此類繁重工作交給奴隸完成。

對比各個民族祥和的互動，甚至看來全然出於自願地獻上供品，台階兩側卻以雄獅攻擊公牛的浮雕作為裝飾。雄獅比公牛大上許多，撲過去咬住公牛的後臀，公牛受刺激抬起前肢在空中揮舞，回頭看向雄獅。在此，工匠特別著墨於雄獅的刻畫，運用極小的高低落差勾勒全身肌肉線條，吻部周圍的線條則顯得深刻充滿力量，成為整幅構圖的焦點。相較之下，公牛缺乏肌肉刻畫與光影對比，顯得較為無力。

由此可見，獅子在此具有的正面意義遠勝在伊朗人心中有崇高地位的公牛。學界普遍認為這個母題可連結到伊朗新年Nowruz（نوروز，春分為新年之始）：公牛象徵陰曆表現出的時間（月有陰晴圓缺）和生命循環（人有悲歡離合）；獅子，源自蘇美的傳統，象徵著與永恆聯繫在一起的太陽——儘管生命總是會消逝，但永恆總會一次又一次的征服它，所以這個母題暗喻著新年。由此，學者進一步推導出波斯波利斯的建造的目的是新年儀式，每個民族此時聚集獻上供品，這裡是波斯舉行儀式的精神首都。

謁見宮台階兩側，雄獅攻擊公牛的母題。

但真的可以把索羅亞斯德教中具有正面的意義的公牛導向苦短嗎？這不會使整個建築群的意義混亂不清嗎？這個推論似乎有矛盾之處。就算象徵善念的公牛曾在波斯神話中被惡念（Aka Manah）殺死，但惡念的形象卻從未與獅子產生連結。

順帶一提，有文獻指出波斯波利斯的獅子柱頭只出現在東方可以被朝陽照射到的地方，獅子其實就是索羅亞斯德教的光明之神密特拉（Mithra），祂同時也是善念（公牛）的守護者。反倒是古羅馬人創立的密特拉教中，密特拉以屠牛的形象示人。

若單純從整體建築元素和動物行為的角度切入，雄獅和公牛都被大量使用，都是力量、豐饒、守護等正面意義的象徵，雖然沒有確切證據，但我傾向從動物風格（animal style）和草原文化的角度出發，暫時把獅襲牛的圖像看作力量的競爭對抗，所以目前比較認同另一種解釋波斯波利斯建造目的說法——波斯波利斯是展現政權正統性的象徵。

謁見宮臺階上雕刻的波斯皇家士兵。

就歷史資料顯示，大流士極有可能是因為篡位而引發各地叛亂，經過兩三年才平息，並擴張其領土；另外，在位置上與各國大使團相呼應的淺浮雕是一排又一排的波斯皇家士兵。似乎謁見廳的功能並不是新年儀式這麼單純，可能更重要的是宣示效忠帝王的場所。

阿契美尼德君王雖然經常以某地方信仰的神祇之名宣示，或宣稱自己認同認同祂們，進而強調帝國的兼容政策，但以外族語言書寫事蹟、宣傳時，仍不忘強調帝國軍隊的鎮壓能力。大流士強調阿胡拉・馬茲達是眾神之神，也宣稱自己是「偉大的王、眾王之王、世界之王」。而波斯波利斯的混搭風建築不僅滿足了各民族的宗教需求（與伊斯蘭時期的伊朗形成強烈對比），形成帝國民族和諧共融的視覺效果，也更加強了「雙翼半人」寓意王權合法性的可能。怎麼非常有既視感？

1930年代藏寶廳出土的大型淺浮雕。構圖類似但保存較好的另一幅作品現在典藏於古伊朗博物館。畫面中雕刻的是Xerxès 1er（官方說法，但多數認為是大流士）接見使者的場景，原本安置於謁見宮臺街兩側的壁面，但繼任的Artaxerxès 1er後來可能出自政治因素，收進藏寶廳。畫面正中央，Xerxès 1er前方有兩座香爐，使者向他鞠躬（proskynèse）；後方有米底與波斯裝扮的家臣與侍者。

侍者為皇帝（可能是Artaxerxès 1er）頂著華蓋遮陽

至今波斯波利斯仍有許多未解的疑問，但毫無疑問的是它見證了古代其中一個最為偉大的文明的興衰，並且融合出多元的近東藝術風格和建築形式，因此UNESCO於1979年將這個獨一無二的考古遺址與Naqsh-e Rostam（نقش رستم）列入世界文化遺產之列。

Naqsh-e Rostam的意思是「Rostam的形象」（伊斯法罕則有「世界的形象」（نقش جهان））。Rostam是伊朗詩人Ferdowsi（935-1020, فردوسی）在波斯史詩《列王記》（Livre des Rois ，شاهنامه）中提及的傳說英雄，這位帝王以勇敢、正直、公平著稱。隨著雕鑿岩壁的技術逐漸被伊朗人遺忘，他們誤認這些巨大的石刻就是描繪Rostam，所以才以Naqsh-e Rostam稱之。

其實，這幾座高數十公尺的帝陵是阿契美尼德王朝建造的；將近550年後，薩珊王朝（Sassanide, 224-651 ap. J.-C）期間又增加或覆蓋了數面淺浮雕壁畫。四座陵墓中，只有大流士大帝的有楔形文字銘文，其他的頂部壁面都只有圖像：各行省的民族撐起聖火祭台，帝王站立其上，面向象徵皇家榮光、授予統治權的「雙翼日輪」。

由右至左：（畫面之外）正在修復的Xerxès I之墓、Darius I之墓、孫子Artaxerxès I、Darius II之墓。

寫到這裡，我的腦容量近乎耗盡，有空再來補薩珊王朝的歷史和壁畫的意義。

加冕Ardashir I（224-239）：Ardashir I是薩珊王朝（224-651）的開國君王，他推翻了被視為外來政權的安息王朝，並於Ctésiphon加冕為「眾王之王」。畫面右方身穿披風的阿胡拉・馬茲達左手持聖杖（barsom），另一手將象徵王權的圓環遞給左方的Ardashir I。兩人的坐騎下方各踩一人，Ardashir I馬腳下的是Artaban IV，阿胡拉・馬茲達的則是惡神Ahriman 。這種強調善惡對立的宗教／價值觀深深影響了伊朗人的敘述邏輯。

Chapour I（240-272在位）受降寓意圖：Chapour I是Ardashir I的兒子。畫面中，Chapour I梳著被稱為「korymbos」的球狀髮型（用絲巾包覆），身穿項鍊和臂環，左手握劍，右手高舉，抓著一位羅馬皇帝（Valérien）的手腕，另一位羅馬皇帝（Philippe l'Arabe）則向他跪地求饒。Chapour I統治期間，羅馬帝國總對薩珊帝國發起至少三次戰爭，第一次是由還是青少年的皇帝Gordien III （240-244在位）發起但戰死沙場，之後的Philippe l'Arabe（244-249在位）被迫繳納贖金，Valérien（253-260在位）也是戰敗被俘。

Vahram II及其親信：在整座山脊末端的另一幅淺浮雕，中央是Vahram II，他的左側是朝臣部下，右側依序是皇后、兩位待動物造型帽子的王子、大祭司Kartir、後來篡位的叔叔Narseh。畫面最右方的人物則是埃蘭時期留下的雕刻，Vahram II磨去其餘的人物，換上自己的形象。

Hormizd II的勝利

Vahram II的勝利：裝備精良的Vahram II分別於上幅壁畫打敗兩名敵人，於下幅壁畫騎馬以長矛攻擊敵人。Vahram II的皇冠有鷹翅裝飾，因為老鷹象徵戰神，所以是他的屬性物。

豐饒女神Anahita（或Shapurdokhtak，Narseh之妻）加冕薩珊國王Narseh：Narseh是chapour Ier之子、「亞美尼亞之王」，他廢黜了他姪子（時任帝王Vahram II）的兒子Vahram III的繼承權，自行繼承王位。

Chapour II的勝利：Chapour II手持長矛刺向羅馬敵人，敵人的馬也不由地踉蹌後退。皇帝身後還有一位旗手舉著旗幟。

薩珊時期遺留下來原本疑似刻了戰鬥場景，但後來被剷平了。現在牆上只剩卡札爾時期地方政府刻的二十行波斯文。

現代伊朗的波斯波利斯

作為伊朗歷史上最為強盛時期的見證之一，波斯波利斯也在近代的伊朗認同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十九世紀末，卡札爾王朝（dynastie Qajar, 1786-1925, قاجار）的學者在面臨現代性與身份認同等議題時，開始提出回顧前伊斯蘭時期文化的論調。但別忘了歷代詩人、統治者從未遺忘波斯的這段歷史，例如詩人Ferdowsi的《列王記》。

到了巴勒維王朝（dynastie Pahlavi, 1925-1979, پهلوی），主張世俗化與現代化的沙王接納這種想法，以建構伊朗的民族認同。他要求各國將波斯正名為伊朗，積極將伊朗的歷代王朝描繪得比近代伊斯蘭史更為光榮、高貴；透過與西方合作發起大量考古計畫，甚至於1971年在波斯波利斯舉辦「伊朗建國2500年紀念」，廣邀多國政要出席。

新的政府建築開始大量融入前伊斯蘭元素，「原閱兵廣場」（Mashq Square Complex，میدان مشق）就是最為突出的例子。「原閱兵廣場」位於德黑蘭舊城區北邊，最初是卡札爾時期的法特赫—阿里沙王（فتحعلى‌شاه قاجار‎，1772-1834）建立作為訓練駐軍的營地；巴勒維王朝前期「原閱兵廣場」曾短暫轉變為國家花園（باغ ملی），二戰後擴建大量中央政府機構，近幾十年將許多建築的功能轉變為博物館。目前廣場內設有外交部辦公大樓、軍政銀行（Bank Sepah，伊朗的第一間銀行）、國家財產申報處（Deeds & Properties reg. Organisation）、國家通訊博物館（Communications Museum）、馬列克國家圖書館（Malek National Library and Museum）、伊朗科技博物館、伊朗國家博物館（包含古伊朗博物館和伊斯蘭裝飾藝術博物館）、伊朗迫害監獄博物館（Iran Ebrat Museum， موزه عبرت ایران ）、文化資產與觀光業研究中心和德黑蘭國立藝術大學。

許多人只去參觀「原閱兵廣場」建築群中的古伊朗博物館，其他建築物其實同樣精彩。這是原閱兵廣場的入口，新古典主義式大門上裝飾了伊斯蘭建築常使用的彩繪磁磚。

十九世紀的歐洲陷入新古典主義、折衷主義建築的狂熱之中，這股風潮隨著歐洲擴張主義吹進伊朗高原，卡札爾時期開始流行將歐洲元素融入伊朗建築中，最為知名案例就是的玫瑰園之宮（Palais du Golestan，کاخ گلستان）。德黑蘭國立藝術大學正對廣場大門，是「原閱兵廣場」最古老的建築，於1892年建立，被稱為「哥薩克營」（Qazaq Khaneh），是卡札爾王朝時訓練伊朗哥薩克旅的地點。

在入口大道的兩側建築尚未建立前，可以從哥薩克營眺望在廣場舉行的閱兵儀式和軍事操演；巴勒維時期由國防部進駐；2001年起規劃的文資再利用計畫才把建築轉交給德黑蘭國立藝術大學使用。這座建築大致挪用了歐洲的建築形式，包含愛奧尼亞式柱頭、科林斯式柱頭、拱窗、西式路燈等，尚未置入任何伊朗民族元素。

德黑蘭國立藝術大學。警衛不讓我進去，後門甚至還留著國防部時期禁止拍照的標語，國防部轉型成藝術大學真是太衝突了。

後來巴勒維王朝樹立的政府建物才正式導入前伊斯蘭視覺元素。除了文章一開始提到的薩珊王朝風古伊朗博物館，還有最經典的「國家警政總署」（State General Police Department），也就是後來的外交部辦公大樓。阿契美尼德王國就像在兩千五百年後的德黑蘭重生一樣。洽公人員要先步上跟Apadana一樣的階梯，抬頭就能望見雙牛頭柱，頂端是雙翼日輪或對視的人面獅身獸，窗櫺還不忘用伊斯蘭風的幾何彩繪磁磚填滿。所有元素都被抽離歷史脈絡，僅被視為純粹的裝飾元素，任意拼貼。

外交部辦公大樓（no.9）

外交部辦公大樓（no.9）另一側。

這種不知所以的拼裝建築大概會招致許多批評，但這樣的安排卻是多數亞洲國家步入現代化困境時普遍運用的手法。政府／建築師透過招喚歷史和在地特色來建立民族認同，標誌政權的正統性與延續性。（台灣的日治時期政府也在折衷式建築的垂花雕飾（guirlande）中放進台灣水果、特產，凸顯台灣作為日本首座殖民地的特殊地位，例如監察院。）2001年伊朗外交部買下國家警政總署辦公大樓，五年後正式啟用，其實也在某些程度上呼應了阿契美尼德時期將Apadana作為接見外賓、處理外國事務的功能。

在IKA拍攝的伊朗國營航空IranAir飛機。另一項前伊斯蘭於當代伊朗復活的例子是IranAir的商標，正是神話動物獅鷲。

雖然伊朗革命後，宗教衛道人士極力阻止前伊斯蘭文化的復興，何梅尼原本也要催毀被巴勒維王朝奉為伊朗精神象徵的波斯波利斯，但Fars省政府和當地人民強力反對，甚至拿石頭攻擊破壞者，該遺址才得以保留。德黑蘭大學考古學教授Parviz Varjavand之後更挑戰神權政府，帶申請將波斯波利斯、伊斯法罕的世界圖像廣場和古埃蘭遺址Chogha Zanbil列入世界文化遺產。之後也有越來越多民眾自發支持伊朗文化復興的運動。(Emmanuel Lincot, Géopolitique du Patrimoine. L’Asie d’Abou Dabi au Japon, Paris, MKF édition, 2021, p. 62.)

「我們從哪來？我們是誰？我們要往哪去？」永遠會是每個人不停自問的問題。我在波斯波利斯時，就有一個工作人員跟我說他不喜歡他源自阿拉伯語的名字Hosein（حسین），他想要改名，換一個有波斯內涵的名字。關於伊朗的民族認同，宗教是不可忽視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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