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館觀察
當存在的本質不再是為了成為連結典藏與觀眾的橋樑
Du musée qui perd son esprit
（近日打開後台發現本文流量暴增，故在此聲明：文章寫於2020年末，將近五年過去，相信有很多事已不再能夠相提並論，但如果想討論歡迎底下留言。）
不進衙門走一回，怎能知道官場長個什麼樣？
自從幾次旅行回來後，內心那反對博物館的小小灰燼又悄悄復燃，自己的無政府主義傾向則在一旁煽風點火，但我還是深深著迷於博物館那矛盾的特質，去脈絡化物件的同時，卻又積極地脈絡化一切；遠離公眾的同時，又積極介入社會：正因博物館學始終是一個實踐與理論互為表裡、交互影響的學科，我想真正地「深入戰場」，好了解實踐層面所須面對的問題，結果博物館還是投以那矛盾的回報——一邊被博物館消耗著，卻又一邊被它充電。
這是這個blog少有的、帶有抱怨性質的觀察文章，請容許我的無力感暫時有個出口。
身處浪頭的博物館熱
2015年，當《博物館法》通過時，我相信博物館學界和實務界肯定是普遍樂觀的，不僅讓自身定位、業務、補助有了依據，也意味著政府開始將博物館納入其施政重點之一，隨著各地方市立博物館大量興起、2019年文化部草擬增設博物館司，都能看到博物館越來越成為政府標榜政績的手段。
政府提撥大量經費好興建外觀最具吸引力的博物館舍、好採購最頂尖的設備、好為開幕儀式敲鑼打鼓，卻沒有經費建立完善的人力聘用制度、開館後的營運經費可能驟減⋯⋯，當萬年約聘變得理所當然，拮据的經費壓縮展覽品質，這些恐懼都悄悄在每個博物館人心中蔓延。對政府來說，似乎有了硬體，就等於政策已經執行完畢。
我們更看到各地古蹟成為多數新博物館的落腳地，臺南市警察署改建為臺南市美術館一館、帝國製糖廠臺中營業所改為國家漫畫博物館、大阪商船株式會社改為國家攝影文化中心臺北館⋯⋯不一而足，古蹟活化再利用的方式終於從餐飲或文創商店進駐轉向另一種扁平化的策略，空間性格、地理位置、歷史脈絡、客觀保存環境是否適合改建為博物館都不重要了，反正隨便編個理由就可以對那些看熱鬧的大眾和某些利益團體有所交代。
博物館建設成了另一種封藏問題的地方。
你口裡的行政歷練豐富，在我眼裡是決策缺乏穩定性的主因
我們當然理解八股作文、行政歷練、執行率等指標都是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的行政傳統，但正如博物館有其特殊性，所以終於誕生了《博物館法》，人事進用當然也不應該和一般文官進用系統相同——我堅定反對博物館專業必須透過行之有年的文官考試制度選材和思考，儘管這又會讓那些公共行政學者批評影響考試進去的公務員的士氣。（就算採用現行制度，公務人員還不是一樣缺乏創新和士氣，是有差嗎？詳細脈絡梳理可參考這篇研究：趨向非典版塊的日常──藝文青年勞動口述史）
以國家級博物館的館長人選為例，是否具有文官體制內的歷練經歷竟成了文化部遴選的標準之一，全臺館長就像文化部在玩大風吹，從館舍吹到館舍、從中央吹到館舍、從館舍吹到中央，一群人位子輪流坐，椅子都還沒熱就換下一個，短視近利的政府就持續被一群只會喊口號的中央官員把持，他們只關心政治和行政問題，沒有對博物館的展望和各館舍定位所需的專業知識和技術，文化部職位和館長人選不過是填塞升遷資歷的工具，博物館的使命和責任因此被實際架空。
儘管還有將院校學者引入公立博物館體系的制度，這群學者被認為可以帶來新氣象並引入跨學科專業，但仍是空降性質，既無博物館學專業、也對各館舍的屬性、歷史毫無認識，導致學者的漫天想像毫無可執行性可言。
這不僅是組織結構的問題，我認為它也影響了博物館的發展。
舉個例子（如有雷同，純屬巧合），假設博物館館長自己被採訪的時候只會喊口號或做出沒有該館研究專業和博物館學專業的論述，甚至承辦人員必須協助撰寫採訪的擬稿、書籍的序言，我們怎麼可能冀望一間博物館會有好的發展？博物館館長自己都沒有願景和對館舍歷史的認知，我們怎麼能冀望博物館館長能有所決策甚至帶領博物館前進？
此外，正因為長官們自己缺乏專業，又不信任館員的判斷，自然在各種評審會議要請一堆外審委員，大家七嘴八舌的結果就是讓案子成為一輛半殘的拼裝車。就不用講為了擺平各方外審委員導致的惡性循環了。博物館從致力成為公眾對話的平臺，淪落為為逃避麻煩而被少數人把持、缺乏人性的行政機器。
為官僚主義服務的博物館
這些館長都是一群沒有肩膀的中年男子就算了，幫他們收拾殘局打圓場的工作最後還不是落到職稱是「研究助理」、「臨時人員」的承辦人頭上。有經費揮霍將案子外包給廠商、買最頂尖卻沒有必要的設備、擔心花不完明年被刪減還編了各式毫無意義的名目，卻總是帶頭規避勞基法的規範，用各種卑微的職稱和薪水、高標準的入行門檻「延攬」各種「專業人才」。政客們還真把有硬體就當作有政績可以交差了事的方法，至於過程中有多少人力和軟體得付出、培植，他們完全不在乎。
這些卑微的博物館人的存在，差不多已被視為要為沒肩膀的中年男子們的鬼點子想合理的執行方法、並用公文形式呈現的工具人。更因須要處理這些繁瑣的行政程序，忙碌的博物館員只好繼續把各種案子發包出去給別人做，成為名副其實的「專業發標案單位」。即使博物館人想要和有品質的廠商合作，案子都還是有非常高的機率因為「為了防小人，結果反而讓大家都變小人」的《政府採購法》而被願意向公部門妥協、缺乏信念和品質的廠商搶去。
博物館人殘存的功能已淪為無法發揮專長和博物館學認知的轉介站，只能在發包案廠商、外審委員和上級長官之間掙扎。當博物館專業成為配角，館員自己也無法從實作中提升專業知能，極大程度地導致博物館集體喪失了決定博物館走向的能力和權力。博物館學強調實作與理論之間的依存關係竟然反而無法在臺灣的博物館中實現。
被誤解的定義導致人才壓抑
除了前述總體環境和制度面的困境，我認為博物館內部的許多心態和認知也很詭異。
所謂「拿人手短，吃人嘴軟」，真適合用來精準形容被引進公立博物館的可笑KPI制度。KPI制度規定公立博物館每年應該辦多少展覽、執行多少計畫之類的事情，乍聽之下很是美好，但如前所述，在員額不足、展覽前期研究與籌備必然曠日費時的大前提下，要達成KPI的要求幾乎是天方夜譚，所以解決方法當然就又是委外發包囉！更別說主計、政風經常把數字當作衡量結果是否符合標準的荒謬想法。另一種做法就是草草了之，能應付政府要求就好。
這個制度已經導致機構輕視自製展覽的重要性，無法育成自己的研究員與展覽人才；進一步來說，透過引入所謂的「獨立策展人」（就是外包無誤，另可參考這篇文章：臺灣只有獨立策展人嗎？——機構策展人，一個長期被忽略的系統），更加劇了這個現象的嚴重性，許多被冠上「策展人」名號的學者根本沒有對博物館、展覽意義和展示技術的認識，真正在執行展覽製作統籌的承辦人反而被機構冠上另一個稱號：「展覽策畫」。（不就是策展人的另一種說法？到底是有什麼問題？）。
我們完全可以從這些小小的用字差異看到華語世界非常嚴重的認知錯誤：「研究員」（conservateur）和「策展人」 （commissaire d'exposition）兩字的混用。博物館身兼學術研究與公眾展示的重責，其學術產出正是由館內的研究員推進，他們透過深入研究並撰寫論述，來深化該館藏品的內涵與意義。然而，這些內容不一定適合呈現給大眾，所以策展人的功能才會如此關鍵——他們是連結知識與觀眾的中介者，負責透過博物館學和展示手法，將知識普及化的過程。
Traiter en exposition un sujet qui n'est pas la spécialité de son commissaire est non seulement possible, mais est parfois recommandé. Le chef de projet se trouve alors dans la situation de l'innocent, celle de la plus grande partie de son public. Il peut éviter ainsi les travers des savants qui se mettent difficilement dans la situation de leur public et croient que tout un chacun maîtrise leur spécialité.
- Claire Merleau-Ponty et Jean-Jacques Ezrati, L’exposition, Théorie et pratique (Paris, L’Harmattan, 2005), p. 159.
這個展示手法是對多種學科與知識的了解和合作，從每個文化人都熟悉的媒介理論（la théorie des médias），我們早已非常清楚，從典藏本身、展覽論述、藏品修復、視覺設計、空間設計、燈光設計、甚至音效設計、教育活動、論壇、相關出版、衍生商品，都是為一檔展覽建立起個性和論述的表達方式，所以展覽的詮釋到完成，並非全是所謂策展人的功勞，而是所有參與人員的共同結果。
當我聽到某長官說：「我們做完展覽施作工程，我們的工作就完成了，教育活動完全不是我們負責的事。」我真是大開眼界。
Une exposition ne s'arrête pas à son ouverture, son exploitation est une partie importante de son existence.
- Ibid, p. 166.臺灣的博物館完全輕視了這個事實，以致博物館與合作廠商的關係緊繃，甚至自認是上對下的從屬關係。當自認「機構性」是一項值得獲得眾人敬重的性質，那就是顛倒了博物館的本質，甚至是博物館倫理了。
該怎麼拾回SAPERE AUDE的勇氣？
這些基本認知很扭曲已經非常不可思議了，但那些完全沒有受過博物館學甚至文化資產研究專業訓練的人員，說出的話語更是令人瞠目結舌。雖然我完全認同博物館人應該是具有不同專業背景的人才的匯聚地，但我還是非常驚嚇於此。
我就不一一描述那些言語了，但當相當比例的博物館員對文化資產的認知扭曲、不了解博物館典藏體制時，博物館如何能成為傳承、匯流文化的轉運站？連修復（restauration）、重建（reconstruction）、再創造（ recréation）都無法區分，是要如何深化文化傳遞的功能？若將文資保存的權責機關視為阻礙博物館業務推進的因素，不是就是在否定自身存在的意義嗎？如果只擁抱自身的專業，而忽略了跨學科的重要性，博物館又何必存在呢？如果只是追求酷炫新潮，自認自己的專業非常開放，例如打著人類學、當代藝術專業的名號，卻忘了博物館的本質，那又何必需要博物館呢？
儘管我還是矛盾地愛著博物館，但總是質問著自己真的願意待在一個沒有理想、沒有方向，甚至看不到未來的機構和環境嗎？當我們引入英國的說法，認為展覽是治癒人心的方式的時候，我們實際上卻是在折磨著自己和他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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