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細安排而構成的精神秩序，奈良與京都

la tranquillité du Japon
06 -14, février, 2020

奈良古寺與京都皇城

l'ordre des esprits : Nara et Kyoto

世界的盡頭還是日出之地？

再往東走，就只剩下一望無際的太平洋了——某種程度上我們幾乎可以說日本是世界的邊陲，一直要到西元六世紀，亞洲大陸的文化才開始大幅滲入這塊傳說中的蓬萊仙島。

日本是一個奇妙的民族，其語言和原生宗教自成一系、史前文化與周邊國家的關聯性薄弱，其民族性至今仍顯得獨特，並以能吸納、調和外來文化聞名。在日本與亞洲大陸發生密切聯繫之前，日本的小國林立，直到倭國取得勝利後，才開啟「萬世一系」（只是官方說法）的天皇統治。

而天皇統治的正當性源自神道（Shinto）賦予的神性。神道是一種原始的多神崇拜，天皇被認為是天照大神的後裔，因此受眾人擁戴，其發跡地就是現今的奈良。

唐風易俗

早在古墳時代（période Kofun，250 ap. J.-C. – 538 ap. J.-C.）末期，中國文化就透過高麗、新羅等國的移民（渡來人）間接傳入當時日本主要的統治政權「大和國」，包含南北朝的佛教信仰和造像技術。

而彌生時代（Période Yayoi，c. 300 av. J.-C. – 250 ap. J.-C.）以來發展出的建築形式也因為中國的技術而更加堅固。由於地利之便和外國技術傳入，關西（近畿）地區的發展遠遠高於日本其他地區。

進入飛鳥時代（période d'Asuka，592-710）時，日本開始委派遣隋使，直接向中國吸收佛教經典和政治制度。使百濟滅亡的白江口之戰（633年）更讓日本意識到其實力不如繼任的唐朝，因此積極持續派出遣唐使、留學僧等使節向中國取經學習、改變政治制度。「唐」成了中國文化的代名詞。

中國對日本的影響廣及各項物質與精神生活，除了飲食（例如味噌）、建築、雕塑、文字系統外，七世紀初，佛教成為日本的主流宗教，儒家思想則是重塑政治結構的參考依據，包含禮教、政府組織等。例如聖德太子（Prince Shōtoku）於推古天皇年間模仿中國設爵分官、肇制禮義，並建立日本最早的佛寺「法隆寺」（Horyuji，傳說建於607年）。

645年開始的大化革新（réforme de Taika）中，確立天皇為國家中心的政治制度亦是完全移植自唐朝的外交邏輯：透過界定我群與他者的關係，削弱地方豪族的勢力並建立自我標榜的外交地位，可說是構成了日本人身份認同的起點。

平城京與奈良

西元710年，元明天皇捨棄天皇去世即更換首都的傳統（過去多選址於現今的大阪到奈良附近），將奈良定為永久首都，命名為「平城京」（Heijō-kyō），是為奈良時代（époque de Nara，710-794）。

此地三面環山，四方符合朱雀、玄武、青龍、白虎的態勢，因此被視為吉祥之地，之後遷往平安京（京都）也是基於相同風水理由。

平城京是參考長安城的棋盤狀街坊規劃而成，對稱的棋盤式街區由大路（東西向稱作条，南北向為坊）劃分出「坊」，坊內又能分割成「町」，四町為一「保」。在此之前，位於飛鳥地區的藤原京（今奈良縣橿原市一帶）是日本第一座採用這種条坊制作為都市規劃的都城。較特殊是平城京和藤原京都沒有建設外城牆，和日本不易受到外國勢力侵擾有密切關係。

積極沾染塵世的僧侶們｜興福寺

佛教已被立為國教後（僅在貴族之間流傳），平城京中佛寺林立，而興福寺的前身，就是藤原舊京的大寺「川原寺」（其他大寺還有：大官大寺、藥師寺和飛鳥寺）。它既是藤原氏家族的氏寺，也是奈良四大寺中最早建成營運的寺院（710年）。

興福寺隸屬流派法相宗，直接繼承玄奘赴天竺取經帶回的經文教義，強調佛法，和後來在京都興起的禪宗強調的佛性、頓悟截然不同。

由於屬於掌握政治影響力的氏族的寺廟，僧侶也在後續幾個世紀積極介入政治，後來甚至導致桓武天皇選擇遷都平安京。直到鎌倉時代，幕府削減俸祿，興福寺的影響力才逐漸衰退下來；但也是這個時期，該寺僧侶的雕塑發展成日本佛教藝術的重要流派「慶派」（école Kei），強調誇張緊繃的肌肉起伏與情緒和充滿動態的衣物皺摺線條，而在僧人雕刻上，又比前朝更為寫實、安詳（多少受到中國禪宗雕刻的影響）。

興福寺原本有三個金堂，東金堂是1915年重建的。最宏偉的中金堂則是2018年「重建」完成，也是一個任意混合不同年代風格建成的畸胎，我真不忍多看這種建築一眼，所以就不拍了。

興福寺的五重塔初建於730年，後於1426年重建。五重塔的功能如同印度初出誕生佛塔，是供奉舍利、供人瞻仰的紀念性建築，故沒有窗戶供人登高望遠，而青銅塔尖被稱作「相輪」（sōrin），由上而下依序是寶珠、龍車、水煙、九輪、受花、伏缽、露盤。

南元堂建成年代略晚，1789年重建而成，僅被列為重要文化財，但東金堂和五重塔則被列為國寶。真是難以理解。

奈良的時代精神｜東大寺

位處平城京邊緣、緊鄰興福寺和春日大社的東大寺，建於奈良時代聖武天皇時期，起初只是「國分寺」（天皇指令各國設立的地方性佛寺），後來展現驚人工藝的盧舍那大佛完成後，為了凸顯其弘大，寺方才建立了相應的伽藍（佛寺建築群）和大佛殿（daibutsuden），漸漸成為全國寺廟的管理中心——這點可從建築採用當時代表最高等級的寄棟造（中文稱廡殿頂）看出。

東大寺是華嚴宗的大本山，由僧侶良弁（Roben）開山，因此又名為大華嚴寺。

舉世聞名的盧舍那大佛是聖武天皇（Shomu）於743年委託建造，祈求帶領日本度過連年不順。此時中國和韓國的匠師影響了日本的建築與雕塑技術，因此日本才有技術打造這座大佛。

大佛全以青銅製成，表面貼金，752年在孝謙天皇執政期間舉行開光儀式（大佛開眼供養會），但後來多次受損，頭部甚至在戰火中被炸爛。現存的大佛，雙手是桃山時代的產物，頭部則是江戶時代打造。

東大寺不僅是信仰中心、教育機構，也握有政治實權，因此特別容易捲進政治風暴和戰火之中。大佛殿曾於1180和1567年焚毀，目前這座多所蹂躪的寺廟重建於江戶時代（1708年），已比原始規模小了1/3，整體也改成江戶時代的風格（例如唐破風），但仍是全世界最大的木造建築。

鎌倉時期重建的大佛寺。我覺得⋯⋯比較好看。

漆紅的柱子在早期是貴族和高級寺廟才能享有的裝飾。

儘管大佛殿最初的樣貌已被破壞殆盡，但東大寺的倉庫——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正倉院——還是奇蹟似地保留了同時期中古中國的許多物質文化。

大佛殿正門兩側：手持寶杖和寶劍（中國的屬性物則是琵琶）的持國天王，雕於江戶時代。

大佛殿正門兩側：手持寶杖和寶塔的毘沙門天王（多聞天王），雕於江戶時代。
大佛殿內部還有兩尊更巨大的多聞天王和廣目天王

這奈良小鹿和佛寺一點關係都沒有，反而是和春日大社的神道信仰中，雷神的坐騎有關。

不太平安的平安京

因為坐擁地方世族支持的佛教勢力試圖和天皇競爭權力，桓武天皇（Kammu）決意於794年遷都到北方四十公里處的平安京（Heian-Kyo，此前十年曾短暫以地理位置介在兩者之間的長岡京作為暫時首都），也就是現在的京都。奈良仍維持其宗教中心的地位（故被稱為「南都」）。從此開啟平安時代（époque de Heian，794-1185）。

平安時代晚期，天皇的權力迅速弱化，各大家族競相爭奪實質統治權，武士階級興起，最後1192年藤原氏（Fujiwara）家族平定動亂後，被天皇封為征夷大將軍（将軍，Shogun），掌握實質權力，並將行政中心設於富士山附近的鎌倉市（Kamakura），開啟鎌倉時代（époque de Kamakura，1192-1333）。京都的角色僅剩象徵性的天皇統治權威。

這段時期，隨著中國國力衰退，日本與中國的關係不再如七世紀時緊密，但仍與宋朝維持一定程度的往來，因此發展出結合神道與佛教的獨特日本文化，奠定了近世文化的發展基礎。例如此時興起的大和繪（Yamato-e）強調濃重的用色、使用大量金銀箔，主要描繪自然景色、上層社會的生活、甚至戰爭場景，最為著名的手稿就是《源氏物語繪卷》。

京都作為精神首都的理由｜京都御苑

隨著時間流逝，流傳三百多年的棋盤式条坊制度已於平安時代晚期崩壞，地勢較低的右京甚至逐漸變回農田，而天皇居住的木造「內裏」（也就是「御所」）更遭受十數次祝融之災。

等待御所修繕重建的天皇就會搬到臨時皇宮「里內裏」（多為朝臣或皇后娘家的住所），現在的京都御苑就是其中一座。

但自南北朝時代（époque Nanboku-chō ，1336-1392）起，天皇似乎偏好居住於此地，於1392年，「里內裏」就成了正式的天皇御所，歷代幕府協助購地才達到今日的規模。

京都御所正門「建禮門」

至此嚴謹的都市規劃已被徹底拋棄，位於上京區的御所已偏離原本位於城市中軸的規劃，空間安排也不再強調如同長安內城的對稱性，轉向尋求便利起居的空間安排。今日唯一能喚起平安時期空間記憶的，只剩貫穿京都的交通要道和以京都御苑為遊行起點的葵祭了。

紫宸殿是天皇舉行儀式甚至登基大典的地方。

御所庭園

直到1869年，明治天皇將寓所遷往東京，京都御所和御苑才轉為象徵性的存在（天皇登基使用的高御座仍收藏於此），並於二十世紀對外開放。

好啦。這裡真的是枯燥到亂晃都嫌浪費時間，不想再多贅述。

武家文化崛起｜二条城

鎌倉時代末期，因為幕府與新舊天皇間的政爭而導致長達五十多年的內戰（即南北朝時代），各地大名（daimyo）紛紛建立大型城堡自衛。足利義滿（室町幕府）領導的北朝消滅南朝，政治才進入較為平穩的室町時代（époque de Muromachi，1334-1573），影響日本甚深的五山文化開始萌芽。（金閣、銀閣就是最具代表性的建築）

後續幾百年，隨著大名掌握的資源和人力大幅增加，城堡規模遠大於前幾世紀，位置也從易守難攻的「山城」過渡到建於平原的「平城」，而江戶幕府（époque d'Edo，1603-1867）德川家康下令於1601年建立的二条城（Château de Nijō）就是相當經典、並留存至今的建築群。

作為正門的東大手門，於1662年左右修建

該城由兩層城郭構成，本丸（也就是主城）被二丸（次城郭）緊密環繞，四周被數十公尺寬的內外兩層護城河包圍，形成較佳的防禦效果；牆邊栽植的高聳松樹既可以阻擋外人視線，富含松脂的木材也可以在戰時當材燒（日本古城建築圖典，頁188）。

開工兩年後，德川家康進駐，二条城成為江戶幕府在京都與天皇抗衡的權力象徵。後來幕府多留在江戶（現在的東京）起居，二条城也就漸漸荒廢了。

二之丸宮殿是少數幸存至今的幕府宮殿，其餘如本丸御殿和天守閣已於戰亂中焚毀（但官方又在進行重建本丸御殿的工程了）。

二之丸御殿由東南向西北修建了六組建物，入口的「唐門」是江戶時代最高社會地位的象徵，皆採入母屋造的屋頂也是最高等級的建築形式。

檜皮鋪成的唐破風入口，2013年重新修建。

正殿入口。大名、武士停車下馬的地方。

正殿（表御殿）前段的遠侍、大廣間、黑書院是接待外賓、舉行儀式的場所，故在後水尾天皇行幸時，委託狩野派的狩野探幽（1602-1674）繪製許多障壁畫和「襖繪」（屏風畫裝飾），包含展示權威的老虎、花豹、鷹、綠孔雀等，還有松樹、櫻花、蘇鐵等植物母題。

狩野派是日本繪畫史上最大的繪畫家族集團，狩野正信（Kanō Masanobu，1434-1530）是開山始祖。該派繼承大和繪的鮮豔色彩和水墨的濃淡乾濕，並運用大量貼金強調宮廷繪畫的宏偉炫目。其他善用金箔的派別，如琳派（Rinpa，著名畫家如俵屋宗達（Tawayara Sotatsu）、尾形光琳（Ogata Korin）)則更強調母題表現的裝飾性。

而屬於宮殿後段「中奧居間」的白書院才是幕府辦公起居的地方，故以禪宗的墨色山水裝飾，較為樸素寧靜，呈現的反而是寄情山水的出世思想，和正殿形成強烈對比。

目前這些繪畫都被以專業複製品取代，原件被收在較能掌控環境因素的博物館中保存。這個行動——「『綴』（Tsuzuri）文化財傳承計畫（綴プロジェクト）」——由推廣日本文化的京都文化協會和光學大廠Canon合作，拍攝超高畫質的影像，進行校色、輸出、貼金、裱裝後，將這些複製品捐贈給原所有人或博物館進行展示，國內外博物館典藏的日本作品都是計畫的目標對象。

但二条城方面還是禁止遊客在宮殿內攝影。也是無法理解的政策。

池邊栽種的三顆蘇鐵不耐寒，所以官方在冬天時用稻草把它們紮起來。

幕府可從二之丸御殿遠遠地欣賞庭園，中央是蓬萊島，兩側設置鶴島、龜島。

室町時代的文化仍由公卿貴族主導，但進入江戶時代後，社會階級最低的商人反倒促進了興盛的商業貿易，市民階層的文化得以發展，他們支持了龐大的文化活動，浮世繪（ukiyo-e）就是最好的例子，體現了戲劇娛樂到美學平民化的過程。

這段繁盛的日子持續到十九世紀中葉，美國硬是扳開了幕府的鎖國政策。幕府被迫放棄權力，明治天皇重掌國政。1867年的「大政奉還」就是在二条城二之丸御殿內進行。1884年二条城成為天皇別墅「二條離宮」，1915年舉行大正天皇即位大典，1939年下賜給京都市，並對外開放，1994年與京都周邊歷史建物被登錄成為世界文化遺產。

清流園是1965年設立的庭園，以日式庭園和鋪設草坪的西式工法組合而成。

二条城城池內悠遊的赤頸鴨

条坊制的精神秩序

從佛寺到宮殿，日本的建築給人的距離感似乎遠強於其他地區的公共建築。其意義並非源自建築整體透過人在其中位移探索、閱讀裝飾而表現出的敘事性和親近性，而是源自極度抽離肉身與土壤紋理的方法。

有機的空間（大地）如同被利刃理性冷靜地劃開一般，界定出不同的階級所能涉足和擁有的場域，建築從尺寸、工法到裝飾構成的符號意義並不是敘事性的，而是標誌地位與從屬關係的說明文。

若是身處其中，大概很難透過任意改變居所形制、職業或生活模式，逃逸出這個巨大的符號系統——或給予一種神話性的說法——天照大神的掌控吧。如同奈良時代殘存至今的筆直街道和都市規劃，光是對比十九世紀初的巴黎還是一片混亂，就能想像這個符號系統的持續性和掌控力是多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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